移居異國、雙語寫作、生娃：作家顏歌的“變形記”

■人物簡介：顏歌，女，1984年生于四川郫縣。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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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齡中國作家里，顏歌或許是與國際文學界接觸最多的一位。除了作品被先后翻譯成英、法、德、韓、匈等多國語言之外，她還多次受邀參加在美國和歐洲大學的文學講座、文學節，并于2011-2012年在美國杜克大學做訪問學者。目前，她是都柏林國際文學獎（ ）2019年五位評委中的其中一位 。

去年9月，顏歌又搬家了，身邊的朋友們已經習慣她這些年來的行蹤不定。顏歌和她的愛爾蘭丈夫和一歲多的兒子一起，離開都柏林，搬到英國諾維奇。她拿到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系里唯一一個提供給國際學生的全額獎學金名額，開始攻讀藝術碩士。

顏歌開始定居國外是2015年7月，婚后的她離開居住十年的成都，跟隨愛爾蘭籍丈夫搬到都柏林，從此，她的人生和寫作可以用她在給 PEN寫的一篇題為《他者性》（The ）的文章里涉及的——變形（）這一主題來形容。除了空間地理上的轉換，她還經歷了語言上的轉換，開始用英語寫小說。

顏歌（左一）作為評委之一參加2019年都柏林文學獎發布會。

顏歌的創作經歷也可以用變形來形容。2002年，她以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出道，成為80后“新概念”作家一員，之后憑借《良辰》《異獸志》等作品走向奇幻的道路，隨后又將視野轉向她的家鄉，《五月女王》《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等作品讓她變成一名“鄉土作家”，并先后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潛力新人獎、“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等獎項。移居國外后，她開始用英文寫作，英文小說入選老牌文學出版社&編選的《愛爾蘭新短篇故事集》，愛爾蘭短篇小說集是當地文學界的年度盛事，在高手如林的愛爾蘭，作為英文小說新手入選，頗為不易，顏歌自嘲以少數族裔作家的身份加入了英語文學世界的“特奧會”。

移居異國、生子、深造、雙語寫作等都讓顏歌感覺到生活不那么容易，但也讓她擁有了國內作家無法體驗的豐富和復雜。

不想長期待在國外

目前定居英國的她，并不想長期待在國外。

在去愛爾蘭之前，顏歌其實剛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錄取通知。當時她和先生討論去美國還是去愛爾蘭，先生說：“目前為止你的人生經驗都是大國家的文化體驗，中國和美國——我覺得如果你去愛爾蘭住一段時間，體驗一下歐洲的文化，會對你的寫作有幫助。”

顏歌覺得很有道理，而且她也喜歡節奏緩慢的生活，就去了愛爾蘭。

“冬天來了，夏天就好像沒有存在過那樣，狂風從十一月刮到三月，一天里隨便下七八次暴雨，甚至冰雹”，顏歌這樣形容都柏林的糟糕天氣。而比天氣更糟心的，是多數移居者都會遇到的問題：異鄉感。

顏歌形容在都柏林時的自己是一個幽靈，飄蕩在這個漆黑的島上，仿佛每個人都在問她：你是誰，你從哪里來？

她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這些異鄉人以為臺灣和泰國是同一個地方。

在愛爾蘭的第一個冬天，顏歌第一次長時間失眠了。長夜漫漫，難以入眠的時候，她只能起來看書。她讀了大量愛爾蘭文學，用她的說法，只有通過愛爾蘭文學，她才能和愛爾蘭和解。

拿全獎入讀頂級創意寫作系

2016年，顏歌開始用英文寫作，作品發表于《愛爾蘭時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LS》和《愛爾蘭新短篇故事集》。2018年9月，入讀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碩士課程。

顏歌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她的英文作品已經發表在很不錯的刊物和書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認同，為什么不自己寫就好，非要花時間去上創意寫作課程。她說因為她是一個很喜歡學校的人，覺得能夠去學校待著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現在的顏歌，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過于把小孩送到大學托兒所后，一個人坐在圖書館里看書。

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出過石黑一雄、伊恩·麥克尤恩、安-恩萊特等一長串世界級作家。在介紹會上，面對來自不同大洲的二十多位有來頭的同學，顏歌忽然非常緊張：

“我十幾歲的時候開始出書，寫了十二三本的中文書，也算是個‘老作家’了——但是這些在這里都不重要。現在我來到這里，是希望找到在一種新的語言里，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有什么樣的聲音，要對什么樣的隱指讀者（the ）講怎樣的故事。這些問題的答案我都不知道，因為所有事情才剛開始。當然了，我也想過，我可能到最后都找不到答案，這樁堂吉訶德式的（）冒險可能沒什么好結果——但是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現在是個新的作家。可以在三十多歲的時候開始第二種不同的人生，成為另一個不一樣的作家——單單從這一點來說，我真的很幸福。”

在東英吉利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課程里，最核心的是每周一次的工作坊，八九個學生在一起，輪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討論分析。這個課程工作量非常密集，開學以后，一邊忙著寫東西，一邊還要帶娃，第一學期她就大病了一場。課程指導老師說每年9月開學到11月，學生們都會病倒一輪，才能適應這個課程的緊張程度。

參加課程工作坊的學生平均年齡35歲，最大的同學65歲。對這些大多數已經有相當寫作經驗的人來說，這個課程更像一個互相交流切磋的平臺。

寫英文不等于和寫中文告別

“我最近好幾年都很少用中文來討論自己的寫作和情況，所以完全靠腦內翻譯。累。”顏歌說。

她棲居在了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里，用英語的思維來打量這個世界。但是用英文來進行文學創作是她不愿意觸及的領域，因為對她來說，寫作是絕對中文的領域。

“你有考慮過英文寫作嗎？”在愛爾蘭和其他國家參加文學活動和文學節時，顏歌屢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每一次，她都堅定地回答：不會。她很清楚：只有中文是我的寫作語言。寫中文帶給我的挑戰和滿足是其他所不可比擬的。我對寫作的野心只有寫中文才能實現。

但顏歌食言了。在她搬到都柏林之后到第二年的秋天，之前參加過的一個文學節的主辦方聯系到她，希望給他們即將出版的一本紀念冊寫一篇文章，談一談她在文學節的感受。盛情難卻，顏歌答應了，交稿時間是一周之后。

然而，當顏歌打開電腦時，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這么拖延到截稿日期將近，她終于決定：不用中文，用英文來寫。而之所以選擇用英文，只是因為在文學節上的討論都是英文，顏歌自稱是一個不合格的翻譯，因此，她選擇把故事按照本來發生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那以后，顏歌開始試著用英文寫故事。她寫了一個住在旅行箱里的作家的故事，是以她去利茲大學做文學翻譯工作坊的經歷開始；之后，她給《愛爾蘭時報》寫了一個短篇，關于西愛爾蘭小鎮上的中年作家和他少年時代的日本朋友的故事；之后，顏歌收到了邀請，給 出版社90周年紀念的愛爾蘭短篇小說集寫一個故事，她寫了一群住在都柏林區年輕人的故事，題目是《How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ell- life of 》。

用英語寫作讓這個“老作家”重新回到了初試寫作的那種不知所措和語無倫次的狀態，她又成了一個無知的人，仿佛一切可能性都在她眼前敞開。這種無知讓她雀躍。

從左至右分別為翻譯 、加拿大小說家 、顏歌《我們家》翻譯 、顏歌，泰晤士報文學節后合影。

直到這時候，顏歌終于明白了一個事情：寫英文不等于和寫中文告別。我會成為一個英語世界的作家，一個新的作家；但是我依然是寫中文的我，舍不得平樂鎮，寫的是四川話。

用英文寫小說時，顏歌有一條自己的總體原則：不會用英文寫可以用中文寫的故事。如果一個故事用中文寫更好，我就會用中文寫。用英文寫的故事就是用英文來想到，整個在英文的系統里面，所以必須用英文寫出來，用中文寫也是寫不了的。

但是不是以后會像哈金等海外華人作家那樣完全用英文寫作，對此，顏歌還沒有想好，目前的創意寫作項目需要她用英文寫作，讀完之后，她還是會重拾中文寫作，與英文同步進行。目前，她的平樂鎮系列第三本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這是一個25萬字的中文長篇，她說可能也是這個系列最后一本。

有的作家如王安憶對自己的作品被介紹到西方并不是很感興趣，他們為國內讀者寫作的，中國的讀者數量已經足夠消化。而在顏歌看來，還是隨緣。

顏歌的印象是從國家的層面，很想讓中國文學走出去，盡管在作家個人那里，她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說到過類似的想法。“我覺得這的確是有點一廂情愿。中文的作品寫出來，最理想化的讀者群當然是中國讀者。有其他語言的讀者是一件開心的事，但是對作品能夠多大程度的理解和認同，這真是不好說。”顏歌說。

帶娃太累，還在創傷期

這一兩年，顏歌生活改變最大的莫過于生了一個兒子，她不得不焦頭爛額地在寫作、上課和帶娃間平衡。

一次，應邀給 PEN寫一個主題為變形的文章，在和丈夫討論寫什么時，丈夫建議她寫初為人母的經驗。她拒絕了：“我不想寫當媽的經驗。我還在創傷中”。

兒子一歲生日那天，顏歌大哭了一場。她大哭的原因是，她發現別人告訴她的，孩子只要過了一歲就好了，這些話都是騙她的，她再也不相信了。

“我的孩子還太小，所以我真的還在創傷中。”顏歌說。現在的她，最羨慕的就是國內的朋友們，生了孩子有月嫂、保姆，父母親戚朋友可以幫忙。而她面臨的情況是，只有她和丈夫，如果一個人出去上班，另一個人就得帶娃，還要給自己煮飯，操持各種家務。形容這一切，就是一個字——慘。

“在國外自己帶娃以后，覺得可以在國內帶娃大概會輕松許多”，顏歌說。但反過來說，她國內的朋友也很羨慕她，覺得沒有長輩啰嗦和干預，她也只有以“大概真的是各有各的苦難”來安慰自己。

一天，顏歌在朋友圈里哭喪著講到她在照顧生病的娃的空隙，把手頭正在寫的一篇英文小說的二稿改完。怎么做到的？她無奈地說：“等他睡著之后弄啊。比如現在…… 經常熬夜，然后白天他午覺就和他一起睡一下。時常都是把他弄睡了以后已經累死了，然后煩死這個小孩了，但是坐了一會兒又很想他，偷偷跑上樓去他房間看他。”

顏歌還是覺得，如果因為事業，或者假想“要成為好作家就不能生小孩”，這樣的選擇對她來說更有問題。“畢竟先是要過人生，然后才是寫作。”顏歌說。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顏歌：從愛爾蘭搬到了英格蘭，感到了巨大的文化差異。其他的改變肯定也是有很多的，但是總是要多等幾年才會明白過來。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標準是什么？

顏歌：好些年前在北京見到春樹，一起聊天到深夜，然后在街上告別。她已經走了一截，又忽然回頭過來叫我：“顏歌！” 我轉過去的時候看到她站在那里對我使勁揮手，一邊揮手一邊說：“理想萬歲！” ––– 希望我們都能把那樣的狀態保持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么期待？